苏联解体后，不少民众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历史仍旧充满怀念。图为群众参加纪念十月革命胜利集会。 资料图片
 
　　苏联作为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国家，能够立于世界70余年，它的民族政策怎么可能一无是处呢？作为苏联曾经的学生，我们有必要冷静地反思苏联的民族政策，否则就极容易乱了阵脚，错下棋子。此外，俄罗斯作为苏联衣钵的最大继承者，目前也存在严重的族裔冲突，这个国家族裔关系与冲突的发展变化，理应得到中国族裔政治研究者们的持续关注。《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一书首次出版距今已有15年，但对于我们中国学者客观了解苏联和俄罗斯民族政策与族裔冲突依旧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最近两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主编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刊出了不少研究苏联民族问题及苏联解体的论文、译作及书评。所刊出的文章观点独到，发人深省。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缺少苏联地区学者的论文或关于他们作品的书评译文。也因此，笔者特意选读了一位俄罗斯民族问题专家瓦列里·季什科夫的作品《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并写下这篇书评。

　　笔者在阅读苏联解体后中国学者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解读时，有一个总体的感觉，即学者们将苏联的民族理论、政策和实践过度地负面化，甚至在写文章时已经带有某种预设。在这篇书评里，笔者结合自己的几个关注点和季什科夫的论述来梳理并反驳某些过度的负面化论述。

　　民族压迫还是另有原因？

　　对苏联民族政策抱着负面预设的一个结果就是，倾向于将苏联具体民族政策的实施曲解为民族压迫。比如苏联建国时将俄罗斯族及鞑靼人占多数的乌法地区划归巴什基尔人占多数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的举动，很容易被理解为莫斯科当局是在损害巴什基尔人的权益，因为这一举动增加了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俄罗斯族和鞑靼人的比例，巴什基尔人反而在这个共和国里成为少数。

　　季什科夫并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他认为：“藏在批准自治和建立各共和国这种重大决定后面的动机，取决于政治目的或理由，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民族屠杀’策略。”他在书中解释了莫斯科当局的举动。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建立前，一些鞑靼政治家希望能够组建一个穆斯林共和国，1918年3月道：他们将这个提议交给莫斯科当局。但是巴什基尔领导人显然不同意这样做。1919年3月，好战的巴什基尔领导人扎基·瓦利多夫集合起自己的军队控制住一个巴什基尔人聚居区时，处于战事中的莫斯科当局只好与正在建立自治共和国的巴什基尔人达成协议。一旦战事好转，莫斯科当局就严格限制这个自治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而且列宁告诉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在巴什基尔又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之后，当巴什基尔当局要求把乌法地区巴什基尔人居住区划归给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时，就导致了整个乌法地区纳入到了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季什科夫对此评论到，“这是加强这个区域自治体的一个合理步骤……”

　　通过对苏联几个自治体的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举例，季什科夫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把族际冲突和族际紧张关系解释为前执政党针对各族‘分而治之’政策引起的反应……有关文献中参考资料很多，这些资料都涉及‘人为制造的边界’是如何由‘苏维埃斧头’故意设计的。”他指出：“难以找到任何可靠的历史证据，表面上苏联当局是故意安置了‘民族问题定时炸弹’，或者在外围周边民族地区实行了某种残忍的阴谋。”

　　季什科夫也对斯大林时期的“压制的政策”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斯大林确实清除并压制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治领导人，比如鞑靼人苏丹·加利耶夫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们。但斯大林的压制政策与其说是要迫害这些非俄罗斯族领导人，还不如说为权力斗争扫清障碍。否则就很难解释，在清洗的同时，斯大林还强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扩大各自治体非俄罗斯族干部比例。

　　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最早将苏联的命运和苏联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的是一批西方学者。在由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一书中，这位美国学者颇具前瞻性地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在以某种方式决定苏联未来的诸种力量中，从最广泛的意义讲，民族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在苏联解体及之后，更多的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入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上来，同时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但早期对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的研究，却并没有摆脱季什科夫在书中所说的窠臼：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个国家中非俄罗斯各族的地位下降并受到歧视，非俄罗斯各族的文化和认同受到压制，以便于实现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例如，《最后的帝国》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俄罗斯化、大俄罗斯主义。而1988年后出现的研究苏联族裔问题的专著和论文的“大多数作者都宣扬苏联体制怎么样非法，怎样具有压制实质，还宣扬苏联民族政策的帝国主义特性”。季什科夫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及其解体后发生的各种事件和变化的解释，似乎都陷入了两个极端：要么聚焦于克里姆林宫的尔虞我诈，要么就是关注于各种民族。可是这些一味责难苏联民族政策的学术作品，并没有很好地解答季什科夫所提出的如下问题：“为什么在解体之后，族裔危机还在继续，甚至更加剧烈？为什么大多数受歧视的群体，不是发动各种各样族裔民族运动，或者说，导致民族解体的那些群体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为什么族际冲突、族裔战争以及种族清洗，不是发生在主导民族即俄罗斯人与其他那些正在获得‘民族独立’的民族之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发生在既小又没有政治地位的民族之间，或者就是针对他们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比如菲利普·罗德在2004年发表的《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一文中提出了“区隔化结合”这一概念。他将这一概念和国家解体联系起来，提出苏联设计了族群区隔化结合的制度安排以应对民族多样性问题，“为应对民族多样性问题，苏联采取的方式是地域联邦形式的族群区隔化结合。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苏联少数族群人民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公民共同体的成员，而是以族群划分的亚国家的成员。采用这一制度安排的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90年前后的转型期都分裂了。这一模式后来被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所仿效。在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只有这3个实行了区隔化制度的国家分裂了。”

　　又比如亨利·黑尔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核心族群地区概念。在黑尔2005年发表的《多族群联邦国家的构建和崩溃：为什么俄罗斯存留而苏联解体？》一文里，他用核心族群地区解释了为什么苏联会解体，而俄罗斯却幸存。苏联之所以会解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的举动，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而现在的俄罗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核心族群地区，所以虽然它也遭受各种族裔冲突的困扰，却能够幸存至今。

　　可见，美国学者们在理性看待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上前进了一大步。有趣的是，许多中国学者却依然停留在习惯性思维上，我们还可以在最近几年出版的专著及论文上发现不少重复强调苏联带有压迫性质的民族政策并将之与苏联解体联系起来的叙述。

　　苏联的国家认同构建

　　虽然苏联在建国前后采用了区隔化的制度安排，并在此后基本上坚持了这种模式，但是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构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必要。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与学术界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不可否认，虽然和苏共官方的其它政治话语一样略带夸张，这却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构建国家认同以团结苏联各族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有趣的是，在苏联解体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否定苏联的狂潮中也对苏联这一构建国家认同的尝试展开了批判。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超前认识，是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错误估计的产物”，“是否认民族多样性、否认各民族利益矛盾的理论”，“是人为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理论”，“完全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违背人类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臆造出来的一种空幻理论”。

　　而在他们之前，季什科夫在书中有一段对这一构建比较中肯的论述：“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的俄语意识形态宣传，导致在苏联各个不同民族当中形成相似的社会——专业结构，以及许多共同的文化及价值观上的取向。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苏联人民共同体’这种说教并非偶然：绝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过多地指责苏联人民共同体的理论并不客观。换一个角度来说，建构苏联人民共同体的努力，与其说是妄想，不如说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在既有体制下加强苏联各民族团结统一以及共同认同的一种尝试。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多民族（族群）国家，培养一个共同的认同感可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国内一位学者在反思苏联解体的悲剧时，引用了季什科夫另一本著作的话：“在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里，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宣传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珍惜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

　　从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后，我国的学术界一直在就构建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进行讨论。如果我们要否定苏联构建苏联人民共同体的努力，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我国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努力呢？

　　俄罗斯的认同构建

　　在《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的第12章“俄罗斯是什么？过渡之中的认同”中，季什科夫也谈到了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认同构建：用俄国人来指称俄罗斯联邦的公民们，以与俄罗斯族人区别开来。他认为这种构建合理且有充足的基础。首先，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俄罗斯联邦也是联合国的成员，俄罗斯（Russia，或者是用Rossia——译文如此）在传统上也长期使用具有国际含义的民族一词。其次，俄罗斯也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实体，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文化风貌。第三，俄国人有很大程度上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同质性，所有人都可以用俄语交流。第四，根据现有的社会调查表明，多数少数族群人口对俄罗斯公民身份抱有认同感。

　　在书中，季什科夫也提到了来自俄罗斯族反对者的反对理由。巴格拉莫夫觉得：“每个俄罗斯族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而非某一族群或部落群体的代表”，所以俄罗斯族人不会接受“俄国民族”这一概念。此外，“俄罗斯族人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而不是像某个无定性族群一样的东西。”因此，这一概念“可能会使俄罗斯当局丧失一些捍卫国外俄罗斯族权利的论据。”针对巴格拉莫夫的质疑，季什科夫认为新的认同构建既不会否认俄罗斯族的文化，也不会否认非俄罗斯族的文化。而且用“成熟的民族”来形容俄罗斯族太过片面，因为巴格拉莫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其他许多到处定居的各族一样，俄罗斯族人在某些方面已经丧失了认同……俄罗斯族人的一些地区群体（例如生活在偏向北方的Pomor地区和生活在高加索的那些人）之间的文化距离，可以大于俄罗斯族人与几个世纪来他们与之接触的那些地方上当地人之间的距离……”季什科夫还反驳道，如果国外的俄罗斯族人愿意成为所在国的忠实公民，并参与到所在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所在国民族的一员呢？

　　除了回应来自俄罗斯族的反对者为了消除根据个人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秩序以及新的国家构建给非俄罗斯族带来的担忧外，季什科夫还作了如下回应：首先，由于大多数有自治体的非俄罗斯族人，实际上生活在自己的自治体之外，因此新的国家构建将为这部分人提供受到别人平等对待以及平等对待他人的一个基础。其次，新的国家构建可以拥有多个策略上的选择，以构建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吸收多族群的文化象征，而并非排外地仅与一种文化结合。最后，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可以有双重的忠诚，一个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员，也可以是俄国人的一员，两者并不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