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九世纪，大多数思想家认为，就整体而言，上帝信仰对人类是有害的。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最主要成果之一便是“杀死了上帝”，正如尼采借“狂人”之口所宣称的：“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是到了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却日益倾向于谈论上帝死后的负面后果——一个彻底失去“上帝”的世界，似乎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陀思妥耶夫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说出了“上帝之死”所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人类的规范和价值必然要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抛开上帝的神圣性不论，有关上帝的一般观念实质上是一个有关普遍性的、人格的、目的与意义的观念，尼采之前的一些思想家认为这些先验性的规范是对人类知性的严重束缚与禁锢，但“上帝之死”也就意味着所有这些客观、先验性规范的死亡，从此以后，所有有关规范和价值的观念都失去了牢固的共通性的存在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种价值或观念被一部分人奉若神明，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却被另一部分人视为纯粹主观或相对的偏见；尽管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也似乎越来越接近事物的本性或世界的最终真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关于“物”的表层知识，而在精神与心灵层面，我们却日益处在一种所谓的“残暴的岁月”中，客观、一致性的规约和具有约束力量的禁令的丧失，使得每一个个体必须艰难地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而稍有不慎，便可能深陷混乱与迷茫之中。是的，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说，一切都还存在（宗教组织、教义、经典等），但一切都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意义，这是一种“辩证的欺骗”。

　　上帝信仰的一个基本价值导向便是相信世界并非完全没有意义，根据这种总体性的价值判断与意义建构，个体生活无论是多么卑微、贫贱，也都是有其特定价值与意义的。这一基准性的价值判断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舞台”与“背景”，在上帝“导演”的安排下，人们的人生“表演”才像是一出有意义的戏剧，才可能具有某种鲜明、深刻的主题和生动、曲折的情节。“上帝之死”使得原来固定的幕景完全消失，人们只能在空旷的原野之中独自“表演”他们的人生。是的，在这些地方的表演是轻松与自由的，人们完全可以卸下舞台表演时的面具，但卸掉面具后没有舞台、幕景支持而进行“表演”的人们却是孤独寂寞、精神困惑而深感疲惫不堪的。他们失去了内在的自信，环顾四周，在空旷孤寂的原野中，他们感到的是一种忐忑不安的焦虑。

　　上帝死后，“无名性”（anonymity）——意义的丧失像幽灵一样，出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了消解掉这种可怕的“无名性”，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例如我能赚到钱，我能为组织带来利益，或者我是有创造性的……由此才能获得某种意义。人们不断在有用、没用的事物上盖上标志着自己力量的印记，从中也得到了不少满足，但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人日益被工具化、机械化、数字化、非人格化了，工作也日益失去了鼓舞或安慰人心灵的作用。于是在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纯粹世俗的、越来越审慎精细的算计，而所有有关精神、人格、意义满足的东西却在日益萎缩之中。

　　这是“上帝死后”的后果之一，也是宗教失败与无能的明证之一。这一结果不算好也不算太坏，只是说明：在现代社会，人类必须要正确理解和尊重古老宗教遗产中所包含的价值与信念，并从中学习、借鉴对于现代社会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