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4月

　　纳西族作家白郎所著《月亮是丽江的夜莺》对故乡丽江风格独具的人文追述，唯美而极富张力的文笔，梳理人文细部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刻骨铭心的深情，大量珍贵老照片的“重出江湖”，使此书直透丽江的“肺腑”，在众多关于丽江的图书中，透出一种独特的经典意味，读后令人深深感到这本书是作者用孤独的笔头对故土作出的一次深情凝视。除此之外，白郎还主编了另外一部有关凉山彝族的书：《火焰与柔情之地》。这是一本让人耳目一新的田野实录，某种植根于田野深处的能量随着书页的翻开向读者迎面扑来。书中所收入的斯蒂文·郝瑞、魏明德、庄孔韶、徐新建、萧亮中、嘉日姆几、胡小平、朱勇钢等专家学者的力作，以及与文字相得益彰的大批珍贵图片，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进入了凉山彝族独特的文化和深情的生活，并感受到彝文化那博大精深的内在之真。不久前，白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这两本不同民族的书籍，就他的家乡，直抒胸臆。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书名《月亮是丽江的夜莺》很有意思，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白郎：是，不少朋友都觉得这个书名挺唯美的。我其实想表达的是，丽江这些年的变化很大，而且越来越快，连“玉垒千年存古雪”的玉龙雪山都面目全非了，这其中，仿佛只有月亮没变，还是那么亮，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它就像一只黑夜中纯洁而灵异的鸟儿，就像一只神话中皎洁的夜莺，高栖于丽江的一切影像之上，成为丽江巨大变迁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丽江的现实，也见证了丽江的历史天空，见证了纳西人的生死沧桑。

　　记者：这本书的基调是一个纳西人对故乡的人文追述，整部书有一种怀旧气息。在这本书的代序部分，我们读到的意思是：现在的丽江不是那时的丽江——这是您要表达的意思吗？

　　白郎：记得雪莱有句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这本书确实弥漫着一种担忧，算是唱哀歌吧。这本书是人文地理角度的文化随笔集，书里集结了十几个我自己认为很有意思但别人又涉猎较少的点，可以说是在深度地展现丽江，深切地刨一刨纳西文化的根脉，好比从一棵自家的大树上，怀揣着深情摘了十几个果子下来。

　　记者：作为一个纳西族人，面对自己家乡的种种变化，您是怎样一种心情？您在书中说，“必须到广袤的人文旷野上做‘拾穗者’，找个袋子把一些种子收集起来。”您认为这些种子什么时候才可以发芽并且茁壮成长？

　　白郎：我并不赞同顽固地守旧，实际上也不可能。纳西文化犹如一条河，必然要流淌，要时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是应该坚守的。尤其是纳西文化中那些具有标记意义的文化元素，构成了文化实体内最重要的内在支撑，成为纳西文化的人文“常识”，虽然其形式会不断变异，但基本的根骨和精神性是不变的。

　　我不喜欢“全球一体化”，喜欢“全球地方化”。纳西文化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实体，正处于千古嬗变的“时代之场”中，这个“场”，也就是历史运行的势头。很显然，纳西文化正处在两个大的“势”之中，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个是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弱势的纳西文化正是被这两股巨大的外力拖着快速前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内核崩塌得很厉害，甚至可以说是在“受难”。

　　我觉得自己的文学使命之一就是以笔为刃，记录下一些东西，横向的，纵向的。横向记录，即记录现实，纵向记录，即记录历史。这就是“找个袋子把一些种子收集起来”的工作。这些种子，在这本书里更多含有“经典记忆”那么个意思吧。

　　记者：您在写《月亮是丽江的夜莺》的同时，还编了《火焰与柔情之地》，作为一个纳西族人，怎么会对彝族村寨感兴趣？

　　白郎：我不是一个被民族的标签牢牢套住的人，文化视野还是开阔的，如2004年出了两卷本《中国地脉》即是一个例证。彝族文化神秘深邃，从某种角度说是一种英雄主义文化，我对此充满敬意。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四川，很关注藏彝走廊，编选这本关于凉山彝族乡土纪实的书，或可说是机缘使然。

　　记者：有人评价这本书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凉山彝族田野实录，是让人多年后仍值得一品再品的真实之书。您认为这本书和我们以往出过的有关凉山彝族的书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白郎：我喜欢在田野中冲锋陷阵的学者，如列维·斯特劳斯、约瑟夫·洛克。文化是一个活体，流动于真实之中，唯有回到“真实”的基本点，各种研究与探索才会在时光的洗刷中显得坚挺。那种学术中的田野或田野中的学术往往更能令人激动，并因储存了“现实”，容易在将来成为学术江湖绕不开的历史山头。这本书，我采用了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切入方式来进行编选，即深度记录田野中的彝族文化。

　　以往出过的有关凉山彝族的书不少，但田野实录做得好的不多，且作者的“他者”角色较重，对活态文化的轴心——“人”的关注和深入不够。而在这本书中，凉山田野中的人文现实的轴心实际上是“田野中的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本书要做得突出一些，再加上众多好图的衬映，使得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厚重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