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世界在发展变化，中国在发展变化，西藏也在发展变化。藏传佛教的神秘思想、藏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简单明了的人文理念，都吸引着人们去加速了解西藏社会及其文化。其实，西藏文化的变迁就是在传统的西藏古老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内地各民族文化，甚至其他国家文化的过程。它已经是一个既不厚古，也不薄今，坚持时尚，保护传统的文化。

　　西藏文化产生以千年计，经历了多次的社会动荡和变化。西藏社会也经历了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以及等级的建立和宗教的扩散。“古往今来”，是每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必然属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独有的文化模式、地缘政治和人文生活是在“古往今来”的渐进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大约在2000多年前，西藏社会各部落相互融合成为“十二邦”和“四十小邦”。从文献记载来看，这段时期应该是西藏社会开始进入农业生活的时代。一般来说，定居生活往往会带来模糊不清的不均等财产分配和等级界限。通过文献记载和口述历史，大约在公元前126年，西藏社会有了第一个君王。领袖的产生，往往也会给人们造成畏惧的心态，从而或快或慢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和行事方法。等级分化，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主人和仆人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被确立。古老的西藏社会，面临的是重新构建，贵族阶层正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直接等级产物，一种繁文缛节的贵族文化也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着。

　　在阅读西藏历史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很难找到一个写实的明确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更多的则是那些佛教化的历史演绎。佛教传入西藏和西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是同时的。佛教经印度传播到西藏社会之后，以坚韧的生命力，同化了西藏历史的世俗态度。所以，当我们的研究转向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正视一个被佛教演绎的西藏历史和文化。 

　　大约在公元6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西藏社会面临着一次思维方式的渐进改变。首先，原始宗教受到了威胁。其次，信仰模式产生了变化。尽管我们不知道古代的西藏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但是，佛教传入西藏社会之后，西藏人对于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总是抱着宗教的停滞的态度，认为一切皆源于因果。对存在的事物，既没有批评的态度，也没有干预的想法。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西藏的神秘文化便油然产生并被固定。

　　大约在公元9世纪，西藏各地区同时出现了发展经济、供奉三宝、供养高僧、赞助僧众、集资捐资修建寺庙的现象。无论是萨迦政权的兴起，还是后来的帕竹时期，佛教已经成为各地区统治者和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已经激起人们的信仰热情，并且用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政教合一如同庙宇建筑一般，成为当时西藏社会存在的必然产物。西藏后来产生的经济形式——庄园制度，正是这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影响下的社会经济的必然产物。

　　公元17世纪，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佛教派别——格鲁派凸现。尽管西藏社会中还存在着佛教各教派和原始宗教——苯教的传播者和信仰者，但格鲁派的绝对优势，导致了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威。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体系是这个教派的领袖，因为拥有更高的世俗政治权威，使得他们在民众当中的宗教地位也与日俱增。政教合一、等级森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应运而生。

　　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迫使西藏人重新评估自己原有的生活观念。应该说，佛教的传入，对于藏族人是一次大的思想革命。从此，藏族人丢掉了自己的本土信仰和文化，至少是丢掉了一半。经历了风风雨雨，佛教彻底在西藏扎下根来，佛教各教派也开始滋长。

　　在西藏，佛教一开始的传播就和世俗权威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佛教需要强大和稳固的后盾作为支柱，而统治者需要依靠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平等，使得佛教各教派的冲突一直不断，而统治阶级则利用教派之争来提升自身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西藏的近代社会承载着阴影、不幸和幻想。不过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比吐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成熟得多。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经历了千年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过程，藏族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照看前人的历史经验。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西藏民众对于过去的文化，知之不多。他们对于文化本身的理解是不假思索的，很多遗留下来的文化现象都是以口头的方式传承的。尤其是在非常有凝聚力的佛学教导指引下，人们注重于因果。这样的生活理念，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直接导致的压抑感和在近代西藏社会中出现的连锁反映，包括等级森严、阶级分层等现实，都没有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太多的波动。西藏民众往往把现实和历史的生活看成是上天铸成的一个因果现象。其实，每一次制度的更替和生活的变迁，都是人们适应环境，改变环境，扩大环境的一次次尝试和实施的结果。所以从有史以来的吐蕃到后来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社会，都应该是一个制度渐进转变的过程，也是西藏文化渐进、重塑的过程。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等级关系被彻底打碎，人民开始当家作主。藏族民众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中还存在着佛教没有释解到的形式和内容。学校的建立、干部的培养、教育的普及，震动了千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知识的掌握和经济的发展，使西藏文化正在经受来自四面八方多种新文化的冲击。西藏不再封闭，它的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这个有机的整体的一部分。

　　自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人民与我国各族人民一道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运动。这些运动是影响西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变迁的序幕，使藏族人的精神世界活动远远超出了过去仅囿于佛教释解的因果关系。学校教育没有了经文晨读，西藏传统的戏剧文化被翻译的“样板戏”替代，大街小巷都在诵读毛主席语录……这些运动破坏了西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但不能不承认，它也打破了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为西藏文化与外界文化的连接起到了一定的弥合作用。新思潮带来了新的动力，藏族人试图用新思想来改变自己。国家领袖的画像代替了神像，甚至在相互间表示忠诚时，也会以国家领袖的姓名作为神圣的誓言。有些汉语单词成为固定表意的语言，比如翻译成“同志”的藏语，成为一个神圣的字眼。与此同时，人们还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弄一套草绿色的军服，或者弄一套蓝色的劳动布工人装穿在身上，以显示自己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虽然，这些运动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这些运动带来的新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在西藏社会中深深扎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社会也开始了新的历程。改革开放，似乎一度把以往运动中有过的文化现象彻底摧毁了，给藏族人的最大印象是“改善生活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但是问题也随之而出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开始打乱以往的生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又一次被重视。顶礼膜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的贫富差距，使得藏族人又一次进入了因果罗盘。政府对寺庙的维修，在某种程度上使藏族人重新找回了庙宇的神圣感。然而占优势的市场经济文化，不断提醒藏族人，不能沉湎于佛教世界中。

　　市场经济面对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市场，它会主动触及社会，藏族社会也不例外。西藏社会在走向繁荣，西藏的文化也在走向多样化。传统文化被保存和发展，寺庙仍然是善男信女们祈福消灾的场所。无论是生命的出生还是生命的终结，寺庙和僧人永远是一种心的依靠。但在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教育始终发挥着最大的动力，所以佛教不再是最为重要的文化内容。

　　新一代的藏族年轻人在共同改变自己的文化，也在共同努力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连接点和一个关系处理办法。他们之间用藏语交流，但其中混杂着英语和汉语。他们喝酥油茶、甜奶茶，也喝咖啡、可乐、汽水和茶水。他们过藏历年时会穿着很个性的藏装，同样他们也会过中国传统的汉族节日，甚至过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他们对于藏族传统的戏剧和歌舞有着梦幻般的感觉，但他们也能很流利地唱着新的藏族流行歌曲、港台流行歌曲、甚至是国外的流行歌曲。总之，文化大混合突然间逆转了文化的单一和极端。

　　电视、电话、网络以及运输业的发展，使得西藏古老的文化失去了屏障。西藏文化已不再神秘和古朴，但也不失生气和荣耀。虽然，“文化破坏”、“文化危机”这样的概念随时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言谈当中，然而，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新气象，使这些概念性的言语显得很微不足道。不管怎么说，新的文化气象不再是保守的，它自始至终适应着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以及新的生命。

　　对于外来者而言，佛教文化是和整个西藏地区的人文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佛教的辉煌已不再属于今日的西藏。新时代的藏族人，不再追求永无止境的来世文化。他们相信，活着，就得好好活。但是，好好活着并不意味着一切观念的更新，传统的观念在藏族人生活的细末节中还是会循环往复：学生们除了平时好好学习之外，还会与父母一道或者与同学一道上寺庙祈运；新的生命降临后，家人也会用过去的习俗和到寺庙的方式来为其祈福；老人或者病人在面临病痛和死亡时，同样的行为成为惯例。这一切因循习俗和宗教的做法，似乎有悖于新的价值观，其实不然。事实上，藏族人已经选择了一种聪明的生活态度——活着舒适，死时安宁。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