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诞生于激情燃烧的1958年，其时，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因此，民族所是和新中国民族研究同时起步的，并且在老一代民族学、人类学家开辟的求真务实的道路上，在50年的岁月里不断地铸就辉煌。

　　早在1956年3月，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对人类社会发展史进行科学研究，毛泽东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责成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主持此项工作。彭真委托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委员刘格平具体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并制定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全面规划。规划提出要“于4年到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

　　其后，在全国人大民委主持下，由国家民委及其所属的中央民族学院协同，组成了8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新疆、内蒙古、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的民族地区展开调查。

　　1958年，为促使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尽快完成，全国人大民委决定将调查组增加到16个，大量充实调查组的工作力量，以便在全国开展更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与此同时，国家民委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各个调查组在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尽快完成“民族问题三种丛书”的编写工作，以迎接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年庆典。

　　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更为了适应当时民族工作的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来具体领导和掌握全国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需要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国内并没有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中央便将民族研究所的筹建事宜委托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当年，有9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研究部参加筹建工作，后来曾任民族所所长的杜荣坤便是其中之一。据杜荣坤回忆，民族所的建立也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当时有苏联专家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应有一个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参照苏联的模式，中央决定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下设民族研究所。

　　在参与筹建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杜荣坤与同事系统地学习了有关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为民族所的成立做准备。1958年6月23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学院内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以及北京各大高校都派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杜荣坤回忆道：“当时参会人员有300多人，包括翦伯赞等许多知名学者。许多人乍来一看，还以为这些人都是民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呢！其实，民族所刚成立时，只有几十个人的编制，因民族研究所的成立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前来参会的各界人士很多，显得格外热闹。”会后，几百人在中央民族学院内合影，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民族所成立后，担负起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并计划逐步建立和发展一批民族研究机构。很多民族地区原本没有民族研究机构，那些当年参加过社会历史调查又留在民族地区的调查组成员，便成为这些地方民族研究机构的骨干。

　　1962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并。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12月，是为了适应当年开展的为少数民族“创、改、选”文字工作需要，而专门成立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机构。据曾任民族所所长的照那斯图回忆，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当时国务院提出精简机构的要求，将职能相同或相似的机构归并到一起。于是，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分离出，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并。合并后的民族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兼任，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工作由傅懋勣先生负责，民族研究所的工作由翁独健先生负责。

　　合并后的民族研究所规模十分庞大，当时全国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还挂靠在所里。后著名民族学家秋浦先生主管科研事务，在他的主持下民族研究所精简了人员，科研力量得到充实提高。直到“文革”前，在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的领导下，民族所投入大量精力参与、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做出了大量而务实的工作。（本报记者 赵志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