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民族语文》和《世界民族》是民族研究所主办的三大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作为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权威刊物，《民族语文》以中国诸语言的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促进了中国民族语言学科的发展。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民族语文》杂志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在这之前，我们这些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人，要发表学术论文只能投稿给《中国语文》。长期以来，人们盼望着能够给民族语文工作者创办一份专门的刊物，开辟一块更为宽阔的学术园地。民族所副所长傅懋勣先生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及时地向社科院领导提出创办《民族语文》杂志的建议。没过多久，就获得了批准。1978年夏秋之交，在傅懋勣的领导下，民族所语言室组成了由王均先生牵头，由刘璐、胡增益、刘照雄、赵如国和我参加的筹备组，着手创办《民族语文》杂志。

　　为办好杂志，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经”，向《中国语文》杂志社学习办刊经验。“取经”后，王均先生就通知我跟赵如国赴西北地区组稿。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设在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拜访了几位藏族学者，分别向他们说明了《民族语文》的办刊宗旨，邀请他们投稿。然后我们北上甘肃兰州，后又继续西行，来到青海西宁，拜访了那里的藏族学者和蒙古族学者。结束在西宁的组稿活动后，我们调过头来途经兰州、银川奔赴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一路走来，我们广泛宣传了《民族语文》的性质、任务。由于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民族语文工作刚刚恢复，学术研究正在起步，我们没能拿到现成的稿子，不过有几位学者还是热情地答应给《民族语文》写稿。后来，编辑部陆续收到他们的稿件，刊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反响很好。

　　《民族语文》创刊时定为季刊，第一期计划于1979年2月15日出版。筹备组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编辑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给大家明确分工，也没有给谁指定担任什么角色，一切听从王均先生安排。有一天，王均先生找我，让我给刊物设计封面，同时交给我一条题有“民族语文”4个字的宣纸，是他请人用毛笔写的。字写得很漂亮，透着一股隽秀的书卷气，这幅字气质上跟《中国语文》的刊头题字颇为接近。《中国语文》的刊头是郭沫若题写的，我们《民族语文》的刊头是请谁题写的呢？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范曾。当时范曾虽很年轻，但是已经很有名气了。

　　设计封面这种事，我还从来没干过。我找来一本《红旗》杂志为蓝本，模仿着画了一张草图。封面的基调是纯白色，刊头和年份用红色，刊名的汉语拼音和期数用银灰色，意图是力求简洁明快，庄重大方。王均先生看过后又征求了编辑部其他同志的意见，一致通过。接下来我又按照用于封面、封二目录和封底版权页三种不同规格，为刊头题字制定了三种不同的尺寸，封面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一年以后，编辑部陆续调进了新的人员，他们觉得封面过于简单，于是请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的陈紫薇重新设计了封面。

　　不久，王均先生又交给我一项新任务：给《民族语文》起草一篇发刊词。回到办公室，我把能找到的重要文章都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对刚刚开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了一番，并分析了当前民族语文工作面临的任务，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语文工作取得的成就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归纳出民族语文工作者的迫切要求，逐渐理出一条思路。怀着为我们的刊物即将问世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愉快心情，我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回顾起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民族语文政策问题撰写文章，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中还是很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