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所5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著名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家在此工作过，他们为今天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学者罗致平便是其中一位。

　　罗致平先生长期从事编译工作，尤以编译《民族问题译丛》、《民族研究》和大量译著而在人们心目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其实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又留学日本做研究生，其间对民族学、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因而，在1941年至1944年任中山大学讲师时，他便参加了由杨成志、钟敬文等发起组织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这是我国最早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以后，他还成为其机关刊物《民俗》季刊的总干事。1943年，他在该刊上连续发表了处女作《民俗学史略》，这大概是中国系统民俗学史的开创之作，初步显示出罗先生当时作为年轻民俗学者的才华。

　　1954年，中央民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建《民族问题译丛》编译室，从全国各高校抽调一些在民族学方面有专长、又精通外语的专家学者来室工作。罗先生即奉调进京，参与此项工作。《民族问题译丛》主要以译载前苏联、东欧各国有关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理论的文章为主，兼及民族学和世界民族情况的资料，截止1958年一共出了35期。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罗先生即随所属单位合并到了民族所。一直到 “文革”前，他一边编译国外民族问题的文论，一边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他编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注释和研究》，对民族研究工作者学习恩格斯这一名著以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空前的大好局面，激发了老一代和新一代民俗学工作者的热情。1979年11月1日，罗致平与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钟敬文等7位著名学者联名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印发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立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以及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民俗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并举行学术会议。中国民俗学会也于1983年5月成立。

　　罗致平在民族所建立以后长期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同魏治臻等同志一道，为民族所图书，尤其是外文图书的购置，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一直到前几年，他已经是步入耄耋之年了，还在为所里外文书目的翻译和选购而辛劳。那些日子里，他每周都要抱着一大摞外文图书目录还给图书馆，临走时又带走一大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为图书馆尽力。民族所图书馆藏书三四十万册，算是个中等图书馆，外文图书不少，在数量上虽不能与大图书馆相比，但就其专业性而言，颇有特点。比如有一本英文书，名曰：《L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该书可译为《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它出版于1910年，是为初版，作者为近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隆母霍尔。这是一本外国名著，在国外，堪称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与现状的“第一书”。从出版至今一直为国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所引用。1955年郭沫若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制定《十二年研究规划》时，将它列为需要译介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十大名著之一。而这部书一直到“文革”结束，仍无人翻译。民族所恢复业务后，历史室组建西北二组、负责回族史和西夏史的研究工作。我任副组长，我们3位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史的同仁商议，决定翻译注释此书，拟请罗致平先生翻译，我们负责一些批注。我们向副所长翁独健先生汇报后，他表示十分赞同。但我们仍有顾虑：一是罗先生年事已高、工作较忙；二是我们这些后学者请前辈译书，似有身份不合之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们将计划告知了罗先生，没想到，他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虽然，这事因各种原因，未能办成，但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使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