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何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34个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几乎全部位于少数民族地区或土著居民社区。各少数民族在同自然环境的长期调适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传统文化，文化一经形成，即会对自然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发挥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又将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哪些传统文化可以用来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薛达元。

　　记者：薛教授，近年来生物多样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中国最早研究该领域并多次代表中国参加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会议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谈判的资深专家，您是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的？

　　薛达元： 生物多样性最早于1943年提出，是用来描述物种多度的一个概念。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尺度的拓展，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很多，但基本内涵是一样的。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对生物多样性的定义是这样的：“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他被认同的定义有：1、生物多样性指的是地球上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生存环境；2、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3、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由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组成；等等。

　　简单地说，生物多样性的外在表现是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生物种类、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以及特征各异的景观，而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则体现为复杂的生命进程以及各种生态过程。

　　记者：薛教授，您又是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呢？

　　薛达元：提起文化，就不能不提及泰勒提出的文化的概念，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从中获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毛泽东则认为，文化是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于文化的定义，因人而论，各有千秋。但无论怎么界定文化，都可将其归为社会意识形态，且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所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相调适而形成的，由于地理、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其表现形式、思维方式、信仰理念等与主流文化存在诸多不同。

　　记者：生物多样性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呢？

　　薛达元：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本身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维持其系统的动态平衡，即始终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是通过其本身复杂的反馈调控机制来实现的。而文化的本质是形成族群同一的意识形态，从而获取持续的精神动力和凝聚力量，即达到和谐共存的目的。由于各个地区、各个族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文明程度的不同，形成了现今各具特色、魅力无限的文化。现在人们常说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文化观实质上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在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理念、技术和方式等，因此，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反过来，生物多样性也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记者：现在生物多样性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生物多样性价值究竟何在？

　　薛达元：生物多样性的使用价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价值，另一类是间接价值。直接价值是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产品，是我们所熟悉的如食物、药物、工业原料等。事实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更重要的体现于其间接价值，又可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体现在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量调节、水源涵养、控制流失、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废物处理、传粉作用、生物防治、避难所、食物生产、工业原料、遗传资源、休闲娱乐、文化价值等17个方面。1998年估测，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年总价值为39.33万亿元人民币，为当年中国GDP的5倍以上。除此之外，生物多样性还具有非使用价值，包括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相对于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的数额更加巨大。

　　记者：那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薛达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保护，一是持续利用。

　　就保护而言，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都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还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村规民约以及习惯法也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面。少数民族大多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普遍存在，可归属为原始的自然崇拜。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于是形成了各种宗教信仰、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来保护环境，其中，最具成效的当属神山神林的保护。当然，各个民族神山神林的确立形式、保护措施有所不同，但都收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诸如彝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等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神林，有些村寨多达数个。这些神林可以起到调节小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作为生物避难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神林的极其严格的保护是通过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村规民约、习惯法来自我约束的，即便是现代法律体系有时也难以达到如此良好的保护效果。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利用，更多的涉及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尤其是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归纳了极其丰富的利用生物资源的知识，例如生物资源食用、药用等方面的知识。重要的是，在利用的同时，他们还十分注重生物资源的更新、保护，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可再生的特点，形成持续利用的机制，而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破坏性开发利用方式。各少数民族对生物资源的传统利用方式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合理性、持续性，如人们普遍认为刀耕火种落后原始，且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可事实上，在某些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生产水平下，刀耕火种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拉祜族传统的轮歇农业，实质上也是刀耕火种，但是由于其耕作模式、管理理念与自然规律相协调，不但不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相反，还会对生态系统形成中度干扰，提高生物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轮歇农业为拉祜族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并且孕育了拉祜族人及其独特的文化。

　　有学者说：“正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将知识转化为技术革新，所以我们必须为了以后的发展而保护知识”。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因此我们要先保护好它们，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这份宝贵的财富。

　　（杨京彪 整理）